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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桥:略论汉藏语系释教之异同及值得注重的几个问题

2018年11月04日 19:19:00 释教在线 点击:0

我国释教协会常务理事、我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原我国释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副主编陈星桥在第五届世界释教论坛分论坛上宣布论文《略论汉藏语系释教之异同及值得注重的几个问题》

略论汉藏语系释教之异同及值得注重的几个问题

作者:陈星桥

一、汉藏语系释教的传承与互相沟通

释教诞生于印度的五六百年间,原始释教和部派释教盛行,首要尊奉《四阿含经》等小乘经典与别摆脱戒,并南传到斯里兰卡及缅甸、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因经论所用言语为巴利语,故这一系释教又被称为巴利语系释教,又叫南传释教。大约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印度大乘释教盛行,首要尊奉《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胜鬘经》《解深密经》《楞伽经》和《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等大乘经论及大乘菩萨戒,构成了以龙树菩萨为首的中观派和以无著、世亲菩萨为首的瑜伽行派,此两派盛传于我国华夏区域,并传到达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因经论所用言语为汉语,故这一系释教又被称为汉语系释教,又叫汉传释教。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印度金刚乘释教盛行,首要尊奉《大日经》、《金刚顶经》及密法仪轨等经论,并盛行于我国西藏、内蒙古区域和蒙古国,因经论所用言语为藏语,故这一系释教又被称为藏语系释教,又叫藏传释教。印度三个时期构成的小乘、大乘、金刚乘释教,后后含摄前前,尽管都名为释教,但教理教义和修行办法等宗教形状悬殊。这是释教在不断开展进程中面临悬殊的地舆环境、社会文明形状和严格的宗教竞赛作出的自我调适,这契合释教的缘起规律和文明开展的普遍规律。三大语系释教在各国各区域的生计、开展,相同也阅历了一个演化或异化的进程,但整体上不离印度三期释教的格式。

跟着印度教的复兴和伊斯兰教的侵略,印度释教自公元九世纪渐趋陵夷,到了十三世纪便彻底消亡。

释教大约于公元前后开端传入我国内地,复于公元七世纪,别离从印度和我国内地传入西藏区域,大约同一时期,巴利语系释教从泰国、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区域,这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有一个具有三大语系释教传承的国家。

自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带去了华夏先进的文明和释教文明,敞开了内地与西藏亲近的政治、文明联络,其时既有大唐往印度求法途经吐蕃的汉僧往还,亦有就在吐蕃传法、译经的和尚常住。公元八世纪下半叶,汉地的禅宗即传到了吐蕃,且深受吐蕃信众的喜欢,简直一切重要的前期禅宗经典都曾被译成藏文。而自十一世纪初,藏传密教开端经过西夏、回鹘等民族在汉人中心传达,到了蒙元王朝今后,西藏和蒙古及各藏区由中心政权统辖,藏传密教更进一步深化到华夏内地,汉、藏高僧亦曾协作进行过勘同汉、藏法宝(佛经)这样的大工程。元、明、清中心政权为了安慰和辖制西藏政教合一之当地政权,对西藏释教各宗派活佛尊封有加,使藏传释教对内地有了更大的影响,而在宋明理学排佛的布景下,进一步促进汉传释教风景不再,趋于山林化、民俗化。因为汉藏语系释教形状悬殊,地舆和言语隔绝,民国曾经,藏传释教首要在内地京城皇宫、贵族、官员中和藏传释教寺院盛行。而从民国至今,跟着交通的便当、藏文佛典汉译增多,以及许多汉人到藏区学习、传承藏传释教,很多活佛、喇嘛到汉地教授密法,汉传释教和藏传释教的沟通愈加亲近。新我国建立后,藏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明的联络大大增强。特别是改革敞开后,宗教崇奉自在方针得到贯彻落实,汉藏语系释教各层次的来往增多,相关的学术研讨成果也越来越多。整体来说,内地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及内蒙古影响全面而深入,但汉传释教对藏传释教影响相对较小,而藏传释教对大陆和港澳台的汉传释教的影响要大得多。深化研讨汉传释教和藏传释教之异同,正视二者沟通传达进程中发作的对立和问题,拟定相应的合理方针,关于我国释教的健康开展和国家的一起、社会的安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二、汉藏语系释教之异同

汉藏语系释教有许多一起点,首要,它们都源自印度,同属北传大乘释教,在显教及部分密教的教理教规层面上底子一起;其次,它们都曾得到当地操控阶级的引进和大力扶持,传入本乡后都与本乡固有文明发作过剧烈的抵触,并且均发作过若干次“法难”,但经过调适、吸收本乡文明要素, 得以民族化和区域化;第三,不同于印度大乘释教只要中观、唯识两学派的是,二者都在吸收本乡文明、发挥释教教义、厘订戒律和修行法门的进程中创建了许多宗派,对印度释教有所立异开展,并传到达域外。

相对而言,汉藏语系释教的差异不只巨大,并且广泛,若要细分,可多达千百条。归纳来说,首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入年代与吸收内容的差异。汉藏语系释教传入我国的年代不同,落差达六百年之久,因此从印度传承的释教形状有着显着的不同。如前所述,释教传入华夏开端于公元一世纪,正值印度大乘释教鼓起,初期尽管有小乘经论的翻译,但因为前期译文文字不流通,且小乘教义比较朴素,没有深邃奥妙的理论,戒律要求与华夏习俗大异,所以并没有引起中土精英人士的注重,只要少数的官员和部分民众把释教视作神仙方术和祭祀礼仪来崇奉。跟着大乘经论的连续译出,释教的般若思维及禅观理论与魏晋形而上学相结合,招引了士大夫的广泛注重,一起释教的因果报应之说与佛菩萨慈悲度生的故事等遭到广阔民众的欢迎。迨至隋唐,大乘释教八宗创建,标明汉人学习吸收印度释教的尽力底子完毕,释教我国化的格式业已构成。期间及尔后尽管都有后期金刚乘释教经论、仪轨的翻译,但因为与华夏儒家道德观念严峻相左,其繁琐的典礼与华夏民众好简略与直觉彻悟的民族习性方枘圆凿,所以唐代密宗传承几代之后即绝响,金刚乘释教经论或被修正,或被置之不理,或许被其它宗派部分吸收。

而释教传入西藏始于七世纪,正值印度金刚乘释教鼓起,所以三期释教经论一起传入西藏,而以金刚乘为主。藏译佛经始于七世纪,盛于十世纪今后。因西藏与印度相邻,互相宗教与经贸来往便当,特别是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印度释教不断遭到伊斯兰教戎行的毁灭性糟蹋,很多印度金刚乘和尚流亡至尼泊尔、西藏等地,这成为西藏全面吸收、传承印度释教文明的一大关键。西藏因此成为了全面保存印度金刚乘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修习法的当地, 并在所重经典、修行第次、仪轨等方面构成了自己的特征。

(二)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明环境的差异。释教传入之初,华夏区域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农牧业兴旺,已构成比较齐备的儒家道家和诸子百家等文明传统,而西藏坐落高原,以畜牧业为主,长时刻处于农奴制社会,其固有的文明以发源于古象雄文明的原始宗教本教为中心。释教在传入两地的进程中,必定要不断习惯这一悬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明环境,调适得怎样,直接决议着释教在该区域和民族中的演化途径和终究形状。本教相对比较原始一些,经过剧烈的抵触,释教习惯和吸收本教的许多东西之后,终究成为藏族最中心的民族文明,而华夏固有文明比较先进兴旺,根深柢固,释教经过与它们的剧烈抵触、调适,终究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三大中心之一。

(三)在各自区域内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汉地尘俗政权自秦代以来即施行中心集权准则,无比强壮,而儒家成为最重要的操控思维和东西,释教和道教等都不得不争宠或依附于王权,成为其操控的辅助东西。而西藏人口相对其地域可说稀疏,归于游牧民族,政权由各部落首领和贵族操纵。经过本教两次毁灭性的灭法灾祸之后,吐蕃王朝溃散,由藏传释教各宗派联络各地部落首领操纵政权,在外部政权的影响下,西藏从元代开端即施行了一起的政教合一准则。这进一步促进藏族和蒙古族全民族崇奉释教,从僧侣到民众日子的重心和含义简直悉数以释教的与人为善、出生摆脱为方针。内地中心政权对这种政教合一准则也是充沛的扶持使用,如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一文中谓: “ 盖中外黄教, 总司以此二人( 指达赖、班禅) ,各部蒙古,专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四)活佛转世准则上的差异。为了坚持政教合一准则的延续性和各教派本身利益与法脉传承的安稳,藏传释教引证释教的六道轮回和菩萨发愿度生的理论,从元代开端施行了活佛转世准则,构成了大大小小很多的活佛转世体系,活佛成为一个宗派及其寺院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肯定首领。而无论是南传释教和汉传释教都没有这种准则安排。

(五)在宗派特征与作用上的差异。汉传释教的宗派首要表现为义理阐释和修行办法上的差异,交融性强,和尚行为标准底子相同,没有底子的对立和利害抵触。而藏传释教因为施行政教合一准则,各宗派及其大寺院都由活佛统领,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对立抵触大,前史上屡次发作宗派战役和屠戮。各宗派不只要着自己一起的经典和仪轨传承,并且和尚的行为标准不尽一起。例如各宗派僧侣的服饰就不相同,有的宗派甚至答应和尚成婚成家。

(六)在经典来历与数量上的差异。《藏文大藏经》录入佛典4569部,其间包含了绝大部分印度大乘释教经典的完好翻译,其间密法仪轨、修法数量巨大、类别繁复。藏文大藏经并不像汉文大藏经相同按经、律、论三藏分类,而是分红“甘珠尔”(佛语部)和“丹珠尔”(注疏部)两大部分。其间的“甘珠尔”汇编了藏译三藏、四续部的一切经典,其内容和数量远超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律二部,特别是归于“四续部”的密宗经典,其大部分不见于汉文大藏经中。与此相应,搜集于“丹珠尔”中的很多注疏密教本续和修行仪轨的著作亦不见于汉文大藏经的“论”部中。藏文大藏经中只要少数来自汉译。

汉文大藏经数量上远少于藏文大藏经,《大正藏》中仅录2920种佛典,且重译甚多。不过,汉译佛典中前期材料较多,许多不见于藏译佛典中,或依据的是不同的梵文原典及其他西域胡语佛典。

(七)在释教教育、修证体系上的差异。藏传释教因为整体吸收了印度梵学体系,加上政教合一准则,各宗派特别是格鲁派构建了完好紧密的理论和教育、修证体系,讲师承、有次序、贯穿于身口意三业,操作性强,包含男女双修等各种修持法门名目繁复。比较之下,汉传释教各宗派尽管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融通性强,重在心法,实践操作性缺少,缺少次序,传承乏力。受儒道文明及尘俗政权的影响较大,且因为内地民众有好简略、注重直觉彻悟的民族习性,唯有禅宗和净土宗的简略直接的修行法门及服务信众的各种经忏法事盛行。下面仅从三个方面作剖析比较:

1、依师上的差异。藏传释教中,释教徒将自己皈依的亲教师尊为“上师”,要求视上师的身口意如佛,在皈依和朗读典礼中,一般是首要皈依礼敬上师,然后才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们着重因为有上师和上师的加持,你才有缘触摸佛法僧三宝,扫除魔障。在修法中也要求经常忆想、观想具德上师的恩德,把尊师依师的重要性着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也是藏传释教宗派传承不停的一个重要要素。

而汉传释教尽管好像儒家相同着重师道尊严,视师如父,但肯定不会将之凌驾于佛法僧三宝之上。王诩《鬼谷子·忤合》:“世无常贵,事无常师。”陶弘景注:“主善为师,故无常师。”因此汉传释教徒一般会拜多位法师为师,或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相同,法师们也不会要求弟子把自己身口意视同如佛相同完美化。

2、释教教育上的差异。藏传释教教育以寺院教育为中心,有悠长的传统。公元十一世纪,噶当派高僧俄勒贝喜饶创建桑浦乃托寺,以宏扬藏传释教因明学及佛经争辩而著称。其四大弟子进一步创始和丰厚了桑浦寺教法体系,构成了因明学和辩经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1409年,格鲁派开山宗喀巴大师创建甘丹寺,并在该寺推广严守释教戒律,遵从学经次序,发起先显后密即显密相融的梵学体系,著有《菩提道次序广论》《密宗道次序广论》等。随同格鲁派三大寺的创建而建立了体系学习《释量论》《现观庄重论》《入中论》《俱舍论》《戒论》五部大论,以及兼学五明的教育体系。特别依托寺院教育特有的教育资源、教育办法、学科内容,拟定了相应的考试规矩和学位准则,设立了格西多然巴、格西林塞、格西措然巴、格西拉然巴等四个学位。这些学位必须在不同的层面经过质疑辩论后方可获得,其间拉然巴是最高学位,每年藏历正月祈愿大法会(传大召)期间,在大昭寺讲经院由甘丹寺法台掌管,在三大寺整体僧众及来自甘、青、川、康与会的信众面前,经过质疑辩论后,方可得到此学位。没有几十年的功夫一般是得不到此学位的。

汉传释教在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翻译、讲学佛典之风盛行,人才济济,促进大乘八大宗派建立。直至唐会昌法难,教下诸宗一蹶不振,而本来接引上上根机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风行全国。尔后释教教育已不成体系,修持办法日趋简略直接,和尚只能依赖于森林准则环境下的熏陶和师徒之间的传、帮、带。净土宗在底层信众中广泛盛行,居士教育更无体系可言。元代今后朝廷对藏传释教的优抚推重,加上宋明理学的排佛运动,促进汉传释教愈加边缘化。梵学院教育仍是近代才呈现的事,且着眼于培育释教亟需的寺院办理人才、释教教育人才和梵学研讨人才,但彻底无法与藏传释教教育的规划与成体系比较。因此,近二十年来,内地有不少法师呼吁和探究建立汉传释教的修学体系,如济群法师等都引进和学习了《菩提道次序广论》或《菩提道次序略论》等。

3、修学法门的差异。尽管释教有八万四千法门之说,但在法门的修持品种和数量上的要求方面,汉藏语系释教存在显着的差异。藏传释教各宗派都要求修四共加行,即思维人身可贵、逝世无常、轮回苦楚、因果业力,只要实在生起出离心后才干承受灌顶。灌顶之法甚多,仅觉囊派的灌顶就多达百种。在正式修密法前,还要修不共五加行,即修皈依、发心;磕十万大头;念十万百字明;供十万曼达;修上师相应法(有说念十万《上师相应颂》)。正修之密法,各宗别离有大满意、大手印、道果法、喜金刚、时轮金刚等。此外还有很多特别的专修之法,如延寿法、颇哇法、中阴成果法、换体法、安闲转生法、夺舍法、息灾法、增益法、怀爱法、诛杀法等。印度晚期呈现的无上瑜伽续为藏传释教的干流,注重修练人的内涵气脉、明点、拙火,使它导入中脉,以求“即身成佛”。他们修练内涵气脉的办法有许多,其间包含男女双修之法。

汉传释教在经典记载和各宗派的传承中,应该说修学法门非常之多。但因为汉族人注重心性,侧重直觉、圆融、简捷,寻求“明心见性,彻悟成佛”,或持佛名号仗佛力往生极乐世界,不大注重佛法的观想和“命”体的修炼,且忌修烦琐的仪轨,所以禅、净二宗独得盛行。太虚大师就以为,汉传释教的特质在禅。依照台湾印顺法师的剖析,汉传释教在理论上的特征是至圆(圆融),在修证上的特征是至顿(彻悟、速成),在办法上的特征是至简(简略、便当),这就使很多释教的修行法门或失传,或无人愿去深修。比较藏传释教修学法门很多,落差甚大。

(八)汉藏语系释教所供宗教造像上的差异。汉传释教造像体裁首要是佛、菩萨、罗汉、护法、大德高僧五大类,而藏传释教造像体裁一般可分为上师、密修本尊、佛母或明妃、佛、菩萨、罗汉、空行护法七大类;汉传释教造像的造型比较简略,一般为一面二臂,安静柔软,而藏传释教造像的造型、佩饰大都比较复杂,动态的忿怒形象居多,密修本尊、佛母和空行护法大多是多面多臂的,造型独特恐惧;虽都受不同年代政治、经济、文明等的影响,但汉传释教造像首要承受印度显教盛行期的犍陀罗、马土腊、笈多等造像风格和方法的影响,且汉化显着,而藏传释教造像首要承受印度密教期的东印度、尼泊尔、斯瓦特、克什米尔等艺术流派的影响,且保存印度艺术成份多一些,考究测量和仪轨;;汉传释教造像首要供信徒供奉崇拜,而藏传释教造像的功用除此之外还作为观修的目标,即所谓的修“本尊”,到达“即事成真”;汉传释教造像除了观音像以外,造像底子都为男性形象,而藏传佛像女人造像不少,且多有舞姿的造像和两性交媾的造像。

(九)近代社会剧变下的汉藏语系释教差异。近百余年来,我国及世界发作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对汉藏语系释教的冲击巨大,而藏传释教受影响更大。汉传释教在清末民初的存亡存亡之秋幡然醒悟,开端复兴,重振义学,创办了释教安排及很多梵学院和报刊杂志,在人世释教旗号下,积极参与慈悲公益等社会作业。文革劫难后,快速康复,随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明的开展,大陆汉传释教与不同政治环境下的港澳台汉传释教,比较之儒道,在宏扬中华传统文明,对外来往甚至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相辅相成,展示出了更大的生机。

藏传释教在西藏解放后,政教合一体系割裂,政治、经济、文明、宗教甚至自然环境都发作了不以人的意志为搬运的剧变,从几近封闭的农奴制社会一跃而进入敞开、现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我国释教协会西藏分会。文革劫难后,藏传释教寺院及宗教活动逐步康复,开办了新式的藏语系梵学院,在我国释教协会及西藏分会的主导下,施行了新的学衔准则,并积极探究与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文明相习惯。上世纪50年代,很多藏族释教徒跟着达赖喇嘛逃往境外,因此藏传释教在海外有很大的开展,比海外华人宏扬的汉传释教影响更大些。

此外,汉藏语系释教在史学布景及其传统、典章准则、戒律行持、二时课诵、宗教法事及仪轨、饮食及习俗习惯等许多方面都存在许多差异,限于篇幅,就不打开叙说了。

三、汉藏语系释教沟通中值得注重的几个问题

雪域高原,奥秘莫测,本教文明,源源不绝,濒临灭绝的印度晚期释教在这里得以传承、开展,一举而成为藏蒙全民崇奉的干流文明,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藏传释教教证体系巨大,类别繁复,宗教性强,文明绚烂。近代以来跟着交通的便当、资讯的兴旺,藏传释教和藏文明逐步揭开其奥秘的面纱,不只招引了我国大陆和港澳台及世界各国的目光,并且对各国各区域的释教发作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原因仅从上面扼要介绍的汉藏语系释教之异同就不难看出端倪。因特别的便当,藏传释教在内地的传达敏捷,在增进汉藏语系释教沟通的一起,也形成了许多的对立和问题,大陆汉传释教界倍感压力。现在教界学界关于汉藏语系释教沟通学习的积极含义着墨颇多,而对呈现的对立和问题谈论甚少,触及中心问题甚至讳莫如深。而笔者下面想要点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释教认知问题。三大语系释教导源于印度三个阶段构成的释教形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底子的无法谐和、不能逃避的认知差异和对立。这些差异在各自区域或体系内问题不大,但要向对方区域传达、开展就或许构成严峻问题。例如,男女双修便是一个底子对立的问题。汉传释教以为,淫欲是存亡底子之一,淫戒是和尚的四底子戒之一。金刚乘特别是无上瑜伽续是印度晚期释教融入了印度教性力派等内容而构成的成果,是与释教的底子教义和清净无染的要求底子相违的。后期释教的日趋印度教化成为释教在印度消亡的重要要素之一,这已成为汉传释教界和学界的一致。而藏传释教以为,无上瑜伽续是最高密法,男女双修是即身成佛的重要法门之一,藏传释教密典中对怎样修习两性交媾、成果空乐不贰之术有很多显露的描绘。藏传释教的这种认知和修行之法,从古至今不只为汉传释教所呵斥,并且为儒家思维占分配位置的汉族社会所排挤、诟病。但因为元、明、清操控阶级对藏传释教的优抚使用,藏传释教的男女双修之术在华夏宫殿和民间隐秘撒播,长时刻成为别史和小说等文学著作的谈论内容,影响恶劣。在汉藏语系释教界向来都不乏打着男女双修的名义不守戒律、肆行淫欲的事例,近代以来这种状况日益严峻,不只对忠诚的女人信众构成严峻损伤,并且极大地损害了释教的清净形象,破坏了社会的调和安稳。咱们假如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清晰的情绪,那么再怎样高喊“以戒为师”,着重教风建造,都失去了感召力。在世界范围盛行“Me Too”的布景下,教界学界甚至政界对此类问题特别应高度注重。藏传释教界更应正视这一问题,作出契合年代和社会要求的合理诠释;汉传释教界应清晰标明“男女双修”不是释教的修行法门,是彻底违反佛法的;学界则可逾越宗教教派的情绪,从文献记载、前史演化、修法的身心机理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作客观照实的研讨;政界尤须回应教界和社会的关心,引进社会监督机制和行政、法令约束机制。

(二)不服水土问题。从前面关于汉藏语系释教异同的剖析,咱们可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汉传释教仍是藏传释教,二者引进和构成的教理教义与教规的年代缘由当然重要,但真实决议汉藏语系释教形状的仍是各自所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以及千百年来构成的民族心思,它是各自民族自然选择的成果。藏传释教比较汉传释教,在宗教性和实修法门很多等方面好像更优越,更有招引力,但真实将藏传释教的仪轨、法门拿到华夏来修习,当即就会呈现不服水土、南橘北枳的问题,不只教授的仁波切不得不大打折扣,便是忠诚修学的汉人也或许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况且坊间传说的北京“朝阳区三十万仁波切”大都都是来圈钱的,大大都“学密”者似乎追星一族,旨在寻求某种心思安慰。我曾经在清定上师身边学过几个月,尽管非常敬仰能海上师入藏求法的意志和业绩,敬仰清定上师的修行精进,但总觉得藏传释教的修法过分繁琐,对藏传释教男女双修、即身成佛等说法做法难以承受,终究抛弃。

梦参老和尚谈到密宗,曾慨叹地说:“我到西藏学什么密法,把时刻都浪费了。我在西藏十年,一个密法没有学到!”“我看到咱们大陆上,30多岁的喇嘛、20来岁的喇嘛,也来传法,这是惑人的!有些人就愿受惑嘛!他不光没做密,他连密宗院也没住过,受几个灌顶,也来灌顶,这不能够的!”“喇嘛到大陆是为了赚钱。给你个什么“密法”!便是为了钱。”“咱们叫人家‘活佛’,西藏没有‘活佛’这一说,他是叫‘祖别古’(藏语),‘祖别古’便是转世再来度众生。人家没有说‘我是活佛’,没有这种说法。”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活佛”“法王”的叫法确实利诱了不少汉地迷信的或追星的大众。梦参老和尚的开示代表了大大都汉传释教高僧对藏传释教在内地传达的观感和情绪。

国家完成宗教崇奉自在方针,尽管说崇奉汉传释教仍是藏传释教,是大众的自在,宗派间的平等竞赛也无可厚非。但很多喇嘛到内地小区信众的家里传“密法”,安排放生等,一是违反了我国现行的宗教方针;二是必定程度上破坏了汉传释教的生态;三是很多“李鬼”活佛喇嘛招摇过市,廉价“出售”密法骗钱骗色,不只对藏传释教的形象形成损害,也会影响社会的安稳。我听到和看到不少汉人盲目学密,痴迷得颠三倒四,或败尽家业,也了解到某些汉传释教寺院因为藏传释教的传达与影响而使其运作办理陷入困境。这类问题也值得政教育三界有识之士予以注重。

(三)冒充使用问题。藏传释教着重弟子对上师的肯定崇奉,视师如佛,一旦皈依,不许观过,甚至要求弟子不断修习与上师的身口意相应,这当然有利于法门的传承,但一起很简单被不法分子用来搞个人崇拜,而不是佛陀崇拜、佛法崇拜,从而对信众施行精力操控;藏传释教的“活佛”“法王”“金刚上师”等名号或“头衔”,其间蕴藏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宗教利益,野心家及其徒众往往会大举夸耀或冒充;藏传释教的灌顶、加持及奇特的传说和神通都很简单被不法分子用来恫吓、诈骗、捉弄无知的信众以获取利益。这些都很简单成为蕴育准邪教和邪教的温床。前几年香港白玛奥色冒充法王为某闻名影星举办坐床典礼的闹剧,揭开了野心家怎样长时刻冒充使用藏传释教的冰山一角。2017年4月19日,我国释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藏传释教作业委员会在成都举办扩大会议,针对近年来冒充“活佛”“法王”众多,使信众利益受损,藏传释教蒙羞的状况,宣布题为《遵规持戒 去伪匡正 一起保护藏传释教活佛形象》的建议,旨在恳请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社会各界监督抵抗冒充“活佛”“法王”,保护正常宗教次序。这个建议无疑非常重要而及时,遭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

(四)引导、标准汉藏语系释教的沟通。1、立足于本身文明传统,供认和尊重互相的崇奉与文明传承之实际,互相学习学习、求同存异;2、互相对本身的文明传承的长处要有自傲,并宏扬光大之,对因为年代和地域缘由附着于释教中的既有违释教底子教义,又不合适年代开展的内容,要勇于正视、扬弃之,或将其约束于学术和文明研讨范围内;3、联合学界、文明界,广泛开展经典古籍、文明艺术多方面的沟通,增进互相了解;4、向互相地域传达时,要恪守国家的相关方针法规,尊重互相的民族心思、宗教礼仪、文明传统和习俗习惯,防止形成教界的紊乱、社会的不安靖。假如违反了这一准则,互相教团和当地政府有权将其拒之门外;5、教界和学界应一起揭穿、批评关于邪教、准邪教、民间神棍及各种不法分子冒用汉藏语系释教中佛菩萨与法王、活佛、金刚上师等名号及曲解使用释教名词术语,搞个人崇拜、招摇撞骗,甚至建立非法安排、损害社会、割裂国家的罪恶行径,并广泛宣扬遍及汉藏语系释教正确的常识,资讯同享,引导汉藏释教广阔四众弟子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依法不依人”准则,战胜急于求成、追星猎奇的心思,防止上当受骗、误入歧途。

参阅材料:

1.祁永寿:《汉藏释教异同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2.沈卫荣:《汉藏梵学研讨之管窥》,《法音》,2010年第3期。

3.沈卫荣:《汉藏梵学比较研讨刍议》,《前史研讨》,2009年第1期。

(作者为我国释教协会常务理事、我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原我国释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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